史记
中国历代史书中，以被赋予“正史”地位的“二十四史”最为重要，而“二十四史”之首就是西汉司马迁所著的《史记》。《史记》是一部贯穿古今的通史，从传说中的黄帝开始，一直写到汉武帝元狩元年（前122年），叙述了三千年左右的历史。全书略于先秦，详于秦汉，有本纪十二篇，表十篇，书八篇，世家三十篇，列传七十篇，共一百三十篇。
儒林列传 白话文翻译
太史公说：我阅读朝廷有关考核和选拔学官的法规，读到广开勉励学官、支持教育的道路时，总是情不自禁地放下书本感慨。有道是：唉！周朝王室衰亡了，讽刺时政的《关睢》诗就出现了；周幽王、周厉王的统治衰败了，礼乐就开始崩坏了。诸侯恣意骄横，政令由势力强大的国家颁布。因此孔子担心王道废弛而邪道兴起，于是整理编订《诗》《书》，修订兴起礼仪、音乐。他在齐国听到了美妙的《韶》乐，沉迷其中，三个月连肉的滋味都品尝不出。他从卫国回到鲁国之后，就开始校正音乐，使《雅》《颂》乐歌各归其位，条理清楚。由于世道混乱污浊，没有人重视、任用他，所以孔子周游列国向七十多位国君自谋官职，但都没有得到知遇，他感慨地说：“如果有人肯任用我，只需一年的时间就可以治理好国家。”鲁国西郊有人猎获了麒麟，孔子听到后哀叹地说：“我的理想不能实现了。”于是他根据鲁国的历史记录撰写《春秋》，用以表示天子的王法。由于《春秋》的语义隐蔽而内容丰富宏大，后代学者很多人都学习传录它。
自从孔子逝世以后，他的七十名弟子纷纷前往各国游历、结交诸侯，成就大的成为了国君的老师和卿相，成就小的则交结和教导士大夫，有的则隐居起来不出仕。所以子路在卫国做官，子张在陈国做官，澹台子羽在楚国隐居，子夏在西河隐居，子贡在齐国终老。像田子方、段干木、吴起、禽滑厘这些人，都曾拜在子夏等人的门下受业，学成之后称为诸侯国君的老师。当时只有魏文侯最虚心求教于儒学。后来儒学逐渐衰退，一直到秦始皇时代才遭受了灭顶之灾。在战国时期，天下群雄并争，儒学已经显现出不足受到了排斥，但在齐国和鲁国一带，还有人不抛弃儒学。在齐威王和齐宣王执政时期，孟子、荀子等人，都继承了孔子的事业并且加以润饰，凭借自己的学说使名声显扬于当世。
到了秦朝末年，秦始皇焚毁了《诗》《书》，坑杀儒生，六经从此残缺不全。陈涉起事反秦，自立为王，鲁地的儒生带着孔子的家传礼器去投奔他。于是孔甲成为陈涉的博士，最后与陈涉一起死了。陈涉出身普通百姓，驱使一群乌合之众戍守边境，只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就在楚地称王了，称王还不满半年竟又覆灭了，他的事业非常微小浅薄，可是体面的士大夫们却背着孔子的礼器去追随他，成为他的臣下，这是为什么呢？那是因为秦王朝烧毁了他们的书籍，毁坏了他们的学业，因此他们积下的仇怨迫使他们投奔陈王去发泄。
等到高祖皇帝杀死项籍，带领军队包围鲁国，当时鲁国的儒生们还在讲诵经书，练习礼乐，弦歌之声不绝于耳，这难道不是圣人遗留的风范，难道不是一个深深喜爱礼乐的国家吗？所以孔子周游陈国后，说：“回去吧！回去吧！我们乡里的年轻人志向远大，文采熠熠如锦绣，我不知道该怎么教导他们才好。”齐鲁一带对于文化礼仪非常重视，自古以来就是如此，这已经成为了他们的天性。所以汉朝创建以来，儒生们开始获得重新研究经学的机会，再次讲授演习大射和乡饮的礼仪。叔孙通由于制定了汉廷礼仪，所以出任太常官，那些和他一同制定礼仪的儒生弟子们，也都被选用为朝官，于是人们十分感慨地说儒学又要开始兴起了。但是，当时天下战乱还没有停止，皇帝忙于平定全国，无暇顾及兴办学校的事情。孝惠帝、吕后执政时期，公卿大臣都是因战功卓著而得封的。孝文帝时，才稍稍起用儒生为官，但是孝文帝原本就偏爱刑名学说。等到孝景帝执政，不再任用儒生，而窦太后又喜好道家黄老思想，因此那些博士都是备员待诏，空有官职，没有受到重用的。
直到当今皇上即位，赵绾、王臧等人精通儒学，而皇上也非常向往儒学，于是朝廷下令征召品德贤良方正而且通晓经学的士人。从此以后，讲《诗》的在鲁地有申培公，在齐地有辕固生，在燕地有韩太傅。讲解《尚书》的有济南的伏生，讲解《礼》的有鲁地的高堂生。讲解《易》的有菑川的田生。讲解《春秋》的在齐、鲁两地有胡毋生，在赵地有董仲舒。等到窦太后去世，武安侯田鼢担任丞相，他废弃了黄、老、刑名等百家的学说，延请文学儒生数百人入朝为官，而公孙弘因为精通《春秋》从一介平民高升到皇帝身边的三公，还被封为平津侯。从此，天下的学子无不钻研儒学并成为一种新的风尚。
公孙弘曾拜为博士，他担忧儒学停滞不前而得不到传扬，在担任丞相之后就奏请皇上说：“丞相和御史大夫说：陛下曾下令说：‘听说执政者应当用礼仪来教导百姓，用音乐来感化百姓。婚姻之事，是家庭之中最重要伦理关系。如今礼乐弛废，我很担忧。因此广泛延请天下品行端正、学识渊博的人入朝为官。应该下令礼官鼓励学习，讲解议论用以增广见闻，复兴礼乐，以此作为天下人的表率。又命令太常商议，给博士配备弟子，用以振兴民间的教育，开拓培养贤能之才的道路。’根据陛下的旨意，我与太常孔臧、博士平等商议：听说夏、商、周三代的教育制度是乡里之间都有教育场所，夏朝称为校，商朝称为序，周朝称为庠。为了表彰好的典型，就让他们在朝廷上显达扬名；为了惩戒作恶的人，就对他们施加刑罚。所以要推行教化，首先要从京城开始树立好的榜样，然后从京城推及到地方。如今陛下已经昭明了至圣的恩德，散发出日月般的光辉，符合天地大道，以整饬人伦关系为根本，劝勉学习，研习礼仪，崇尚教化，奖励贤良，用这些手段来教化四面八方的民众，这正是实现太平盛世的根本！古代的政治教化不够协和融洽，礼制不够完备，现在请求利用原有的学官来使它兴盛。请替博士官配置五十名弟子，免除他们的赋税徭役。这些博士的弟子让太常从百姓中选择十八岁以上仪表端正的人充当。各郡、各国、各县、各道、各邑中有爱好经学，尊敬长辈、上级，严格地遵守政教，对相邻友爱，出入言行都不违背所学的人，县令、侯国相、县长、县丞要向所隶属的上级郡守和诸侯王国相举荐，经其谨慎察看合格的人，应当和上计吏一同前往京师太常那里，接受与博士弟子同等的教育。学满一年之后都要参加考试，能精通一种经书以上的，可以补任文学掌故的缺官；其中学识好、名次位于前列的可以担任郎中，太常造册上奏。如果有特别优秀的贤能之才，可以直接把名字向上呈报。那些不努力学习、才能低下和连一种经书都不能的人，就必须予以开除，并且还要惩罚那些举荐他们的不称职的官吏。我认真地考察了陛下下达诏书和法令的目的，在于阐明天道与人事的界限与相互关系，贯通了从古至今的治国义理，文辞近于雅正，教诲的言辞意义丰富而深刻，恩德十分深厚。但是小官吏们见识浅薄，不能透彻地宣讲诏书、律令，因此无法明白地将陛下的旨意传播天下。而治礼、掌故的官职是由通晓经学、礼仪的人担任，但是他们升迁的缓慢导致了人才的积压。因此请求挑选那些官秩在二百石以上的人和百石以上但通晓一种经学的小吏，升补左右内史、大行卒史；挑选官秩在百石以下的人补郡太守卒史：各郡定员二人，边郡定员一人。优先选用熟悉经书且能大量讲诵的人，如果人数还是不足，就选用掌故补中二千石的属吏，选用文学掌故补郡国的属吏，使人员齐备。请把这几种情况也记入考选学官的法规中。其他仍然参照律令。”皇上批示说：“准奏。”从此以后，公卿大夫和一般士吏中就有很多文质兼备的经学儒生了。
申公，是鲁国人。高祖经过鲁国，申公以弟子身份跟随老师前往鲁地的南宫去拜见高祖。吕太后执政时期，申公到长安去游历求学，与刘郢一同拜在浮丘伯门下学习。学成以后，刘郢被封为楚王，于是任命申公担任他的太子刘戊的老师。刘戊不喜欢学习，非常怨恨申公。等到楚王刘郢去世之后，刘戊被立为楚王，于是囚禁了申公。申公深以为耻，于是返回鲁地，隐退在家中教书，终其一生没有再出家门，又谢绝与宾客交往，唯独鲁恭王刘余传令召见才去。从远方慕名来求学的人数百人。申公教授《诗经》，只讲解词义，而不阐发经义的著述，凡是有疑义的地方就留下来，不再教授。
兰陵人王臧在申公门下学习《诗经》之后，凭借《诗经》中的学识侍奉孝景帝，担任太子少傅，被免职后离开了朝廷。当今皇上刚刚即位不久，王臧就上书请求为皇上当宫禁中值宿警卫，他不断升迁，在一年的时间内就官至郎中令。而代国的赵绾也曾在申公门下学习《诗经》，他被任命为御史大夫。赵绾、王臧请示天子，想要修建明堂作为召集诸侯举行朝会的地方，他们没能完成这件事情，于是引荐了他们的老师申公。于是皇上派使臣带着束帛和玉璧等贵重的礼物，驾着用四匹马拉的安车，去迎接申公，作为学生的赵绾、王臧二人乘着供使臣使用的驿车跟随申公。申公到了京师，拜见天子。天子向他询问关于治乱安邦的事情，申公当时已经八十多岁，年事已高，他回答说：“执政的人不需要多说话，只需要努力实干罢了。”这时天子正好十分喜欢文词，听到申公如此回答，便沉默不语。但是既然已经把他召来了，就让他担任了太中大夫，并把鲁王在京城的公馆赐给他居住，商讨关于修建明堂的事宜。窦太后偏好老子的学说，不喜欢儒学，于是找出赵绾、王臧的一处过失，用来责备皇上，皇上因此停止商议修建明堂的事，把赵绾、王臧都交给司法官论罪，后来赵绾、王臧都自杀了。申公也以生病为由被罢免了官职，返回了鲁国，几年以后就去世了。
申公的弟子中成为博士的有十几人：孔安国担任临淮太守，周霸担任胶西内史，夏宽担任城阳内史，砀县的鲁赐担任东海太守，兰陵人缪生担任长沙内史，徐偃担任胶西中尉，邹人阙门庆忌担任胶东内史。他们管理官吏治理百姓都十分廉洁，操行高洁，人们都称赞他们好学。其余的学官弟子们，尽管品行不是十分完美，但是官至大夫、郎中和掌故的也有数百人之多。他们讲解《诗经》虽然有不同之处，但其根本大多依循的是申公的见解。
清河王刘承的太傅名叫辕固生，是齐国人。辕固生凭借对《诗经》的研究，在孝景帝时期拜为博士。有一次，他与黄生当着景帝的面进行辩论。黄生说：“商汤、周武并不是秉承天命而继位成天子的，而是弑君篡位。”辕固生说：“不对。夏桀、商纣暴虐淫乱，所有老百姓的心意都归向商汤、周武，商汤、周武顺应老百姓的心意而诛杀夏桀、商纣，夏桀、商纣的百姓不肯替他们效力而心向商汤、周武，商汤、周武被迫无奈才立为天子，这不是秉承天命又是什么呢？”黄生说：“帽子虽然破旧，但是一定是戴在头上的；鞋子虽然新，但是一定是穿在脚上的。这是为什么呢？这是上下有别的道理。虽然夏桀、商纣无道，但是他们身为君主，应该处于上位；虽然商汤、周武圣明，但是身为臣下，应该居于下位。君主犯了错误，臣下没有直言劝谏来匡正过失、保持天子的尊严，反倒凭借君主的过失来诛杀君主，取代君主，南面称王，这不是弑君又是什么呢？”辕固生回答说：“如果一定要按你的说法来判断是非，那么高祖代替秦朝登上天子之位，也是不对的吗？”于是景帝说：“吃肉不吃马肝，不能算是不知道肉的味道；谈论学问的人不谈论商汤、周武是否是承受天命继位，不能算是愚蠢。”于是，辕固生和黄生停止了辩论。此后学者没有人敢争辩商汤、周武是承受天命还是弑君这个问题。
窦太后喜欢《老子》这本书，于是召来辕固生询问他读《老子》的体会。辕固生说：“这不过是平民百姓的言论而已。”太后愤怒地说：“哪里能够得到这些违禁的儒家诗书呢？”因此命辕固生到猪圈中刺杀野猪。景帝知道太后非常愤怒，但是辕固生的直言也没有过错，于是就借给辕固生锋利的兵器，到猪圈中刺杀野猪，恰好刺中了野猪的心脏，所以只刺了一下，野猪就倒在了地上。太后也就不再说什么了，也没有理由再加罪于他，只好作罢了。过了不久，景帝发现辕固生十分廉洁正直，于是让他做了清河王的太傅。很长时间以后，辕固生由于生病而被免去了官职。
当今皇上刚刚继位，又因为辕固生的品德贤良而征召他入朝为官。那些阿谀逢迎的儒生们大多嫉妒诋毁辕固生，说“辕固生老了”。辕固生于是被罢官回家。这时辕固生已经九十多岁了。辕固生被征召的同时，薛邑人公孙弘也在征召之列，他斜着眼睛不敢正视辕固生。辕固生对他说：“公孙先生，一定要以正直的学问来论事，不要用歪曲的学问来迎合世俗！”从此以后，齐地人谈论《诗经》都依循辕固生的见解。那些由于研究《诗经》做出了成绩而显贵的齐人，都是辕固生的弟子。
韩生，是燕国人。韩生在孝文帝时期担任博士，在景帝时期担任常山王刘舜的太傅。韩生推究《诗经》的意旨并且撰写了内外传几万字，书中采用的说法与齐、鲁地区解释《诗经》的说法虽然颇有不同，但是其基本意思却是一致的，淮南贲生拜在他的门下学习。从此以后，燕、赵一带讲解《诗经》的人都因循韩生的见解。韩生的孙子韩商是由当今皇上委任的博士。
伏生，是济南郡人。伏生早年担任过秦朝的博士。孝文帝时期，朝廷寻找能够研究《尚书》的人，遍寻天下而不得，后来听说伏生能够讲授，于是打算征召他。这时伏生已经九十多岁了，年事已高，无法行走，于是孝文帝就下诏命太常派掌故晁错去向伏生学习。秦朝焚烧儒书时，伏生把《尚书》藏在墙壁之中。后来发生战乱，伏生四处逃亡，汉朝平定天下之后，伏生返回寻找他所藏的《尚书》，发现已经丢失了几十篇，只找到了二十九篇，于是他就拿这些残存不全的《尚书》在齐、鲁一带进行讲解。自此以后，学者们大多能讲解《尚书》，那些山东的经学大师无不涉猎《尚书》用来教授学生。
伏生教导济南人张生和欧阳生，欧阳生教导千乘人儿宽。儿宽精通《尚书》之后，凭借经学方面的成绩受到郡里的推荐，前往博士官门下学习，跟随孔安国学习。儿宽家中贫穷，没有多少资财，时常充当学生们的厨工为他们做饭，还经常偷偷外出给人做工，来供给自己的衣食之需。他外出时也常常带着经书，在休息的时候还朗读、体会它。依照考试成绩的排名，他补任了廷尉史一职。这时恰逢张汤十分爱好儒学，于是让儿宽担任负责呈报案情的属官。儿宽根据经义古法论事判断疑难大案，因此张汤十分宠信儿宽。儿宽为人温和善良，有着廉洁的操守和聪敏的智慧，能坚持自己的言行，而且擅长著书、起草奏章，文思敏捷，但是在阐述的时候十分口拙。张汤认为他为人忠厚，多次称赞他。等到张汤做了御史大夫，就让儿宽当属官，向天子推举他。天子召见儿宽并问了他一些情况，十分喜爱他。张汤死后六年，儿宽的官职升至御史大夫。任职九年后去世。儿宽位列三公之位，因为他的性格和顺温良，能顺从皇上的心意，善于调节纠纷，所以得以长时间任职，但是他从来没有匡正劝谏过皇上的过失。任职期间，属下的官员十分轻视他，替他办事的时候也不尽心尽力。张生也出任博士官。而伏生的孙子也因为研究《尚书》的缘故而被征召，但他并不能阐明《尚书》的真义。
从此以后，鲁地的周霸、孔安国，洛阳的贾嘉，都能熟练地讲解《尚书》的内容。孔家有用先秦古文撰写的《尚书》，而孔安国用当时流行的隶书字体把它们重新摹写、讲读，因此兴起了自己的学术流派。孔安国得到了十多篇散佚的《尚书》，《尚书》的篇目大概是从这时起逐渐开始增多的。
很多学者都讲解《礼经》，而鲁地人高堂生的见解最接近原本。《礼经》的经书原本自孔子时起就不完整，到了秦始皇焚书后，这本经书散佚的篇目就更多了，如今只有《士礼》保存了下来，而高堂生能够讲解它。
鲁地人徐生擅长礼仪的演习。孝文帝时期，徐生凭借懂得礼仪而出任礼官大夫。他传习礼仪给儿子，儿子又传给孙子徐延、徐襄。徐襄，他天生就擅长演习礼仪，只是不通晓《礼经》；徐延十分精通《礼经》，但是不擅长演习礼节仪式。徐襄凭借擅长演习礼节仪式出任汉朝的礼官大夫，官至广陵内史。徐延和徐家弟子公户满意、桓生、单次，都曾经担任过汉朝的礼官大夫。而瑕丘人萧奋凭借精通《礼经》而出任淮阳太守。从此以后，能够讲解《礼经》并演习礼节仪式的人，都出自徐氏一家。
自从鲁国商瞿师从孔子学习《易经》，孔子去世后，商瞿就开始教授《易经》，传承六代之后到了齐地人田何手中，田何字子庄，而这以后汉朝创建。田何传授给东武人王同，王同字子仲，王子仲又传授给菑川人杨何。杨何由于通晓《易经》，所以在元光元年被征召入朝为官，官至中大夫。齐地人即墨成由于通晓《易经》而官至城阳国相。广川人孟但由于通晓《易经》而出任太子门大夫。鲁地人周霸、莒地人衡阳、临菑人主父偃，这三人都是由于通晓《易经》而出任二千石的官职。但是能够准确讲解《易经》的学者都源于杨何这一家。
董仲舒，是广川人。他凭借研究《春秋》，在孝景帝时期被拜为博士。他在家中讲授《春秋》，上门求学的人很多，无法一一亲授，于是弟子之间便由早入门的学生教导新入门的学生，有的学生甚至没有见到过董仲舒。董仲舒足不出户，三年不曾到自家后园游玩，他治学专心一志到了这种程度。他出入时的仪容举止，没有不符合礼仪的规矩，学生们都师法、敬重他。当今皇上即位后，董仲舒担任江都国相。他依据《春秋》中记载的自然灾害和特异现象的变化来推究阴阳交替运行的原因，因而求雨的时候就关闭各种阳气，放出各种阴气，止雨的方法则与之相反。这样的做法在全国推行，都达到了预期的效果。后来他在任职期间被贬为中大夫，在家中闲居，撰写了《灾异之记》。这时辽东高帝庙发生火灾，主父偃由于嫉妒他，因此盗走了他的书上奏天子。天子召集众儒生，并拿出书给他们看，儒生们认为书中有指责讥讽朝政的内容。董仲舒的学生吕步舒不知道这本书是自己老师的著作，认为这本书的观点十分愚蠢。于是把董仲舒交给司法官论罪，判处死刑，但是皇上下诏赦免了他。于是董仲舒终于不敢再谈论灾异之说。
董仲舒为人非常廉洁正直。当时朝廷正向外用兵，讨伐四方边境外族的入侵，公孙弘研究《春秋》取得的成绩不如董仲舒，但是公孙弘处理事情善于迎合世俗，因此能够身居高位，成为公卿大臣。董仲舒认为公孙弘为人处世过于阿谀逢迎。公孙弘十分憎恨他，于是就对皇上说：“只有董仲舒可以派去担任胶西王的国相。”胶西王平时就听说董仲舒有德行，因此对他十分礼遇。董仲舒担心任职时间长了会惹祸上身，于是很快就称病辞官回家了。直到去世为止，他始终不曾经营家产，只是一门心思地从事学问研究、著书立说。所以自汉朝创建以来历经五朝，只有董仲舒因为精通《春秋》而闻名，他传授的是公羊学说。
胡毋生，是齐郡人。胡毋生在孝景帝时期拜为博士，在年老后返回故乡教授《春秋》。齐郡讲解《春秋》的人大多受教于胡毋生，公孙弘也受了他的很大影响。
瑕丘人江生研究谷梁派《春秋》。公孙弘自从受到了重用，便收集比较谷梁学和公羊学的经义，最后采用了董仲舒所传授的公羊氏学说。
董仲舒的弟子中成就比较大的人有：兰陵人褚大、广川人殷忠、温人吕步舒。褚大官至梁王国相。吕步舒官至长史，手持符节奉命出使决断淮南王谋反的罪案，敢于自行对诸侯王进行裁决，而不加请示。他依据《春秋》的义理来纠正错误、公正决断，天子都认为是正确的。董仲舒的弟子中仕途通达的，做到了大夫之职；担任郎官、谒者、掌故的有数百人之多。而董仲舒的儿子和孙子都因精通儒学而做了高官。
自从孔子逝世以后，他的七十名弟子纷纷前往各国游历、结交诸侯，成就大的成为了国君的老师和卿相，成就小的则交结和教导士大夫，有的则隐居起来不出仕。所以子路在卫国做官，子张在陈国做官，澹台子羽在楚国隐居，子夏在西河隐居，子贡在齐国终老。像田子方、段干木、吴起、禽滑厘这些人，都曾拜在子夏等人的门下受业，学成之后称为诸侯国君的老师。当时只有魏文侯最虚心求教于儒学。后来儒学逐渐衰退，一直到秦始皇时代才遭受了灭顶之灾。在战国时期，天下群雄并争，儒学已经显现出不足受到了排斥，但在齐国和鲁国一带，还有人不抛弃儒学。在齐威王和齐宣王执政时期，孟子、荀子等人，都继承了孔子的事业并且加以润饰，凭借自己的学说使名声显扬于当世。
到了秦朝末年，秦始皇焚毁了《诗》《书》，坑杀儒生，六经从此残缺不全。陈涉起事反秦，自立为王，鲁地的儒生带着孔子的家传礼器去投奔他。于是孔甲成为陈涉的博士，最后与陈涉一起死了。陈涉出身普通百姓，驱使一群乌合之众戍守边境，只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就在楚地称王了，称王还不满半年竟又覆灭了，他的事业非常微小浅薄，可是体面的士大夫们却背着孔子的礼器去追随他，成为他的臣下，这是为什么呢？那是因为秦王朝烧毁了他们的书籍，毁坏了他们的学业，因此他们积下的仇怨迫使他们投奔陈王去发泄。
等到高祖皇帝杀死项籍，带领军队包围鲁国，当时鲁国的儒生们还在讲诵经书，练习礼乐，弦歌之声不绝于耳，这难道不是圣人遗留的风范，难道不是一个深深喜爱礼乐的国家吗？所以孔子周游陈国后，说：“回去吧！回去吧！我们乡里的年轻人志向远大，文采熠熠如锦绣，我不知道该怎么教导他们才好。”齐鲁一带对于文化礼仪非常重视，自古以来就是如此，这已经成为了他们的天性。所以汉朝创建以来，儒生们开始获得重新研究经学的机会，再次讲授演习大射和乡饮的礼仪。叔孙通由于制定了汉廷礼仪，所以出任太常官，那些和他一同制定礼仪的儒生弟子们，也都被选用为朝官，于是人们十分感慨地说儒学又要开始兴起了。但是，当时天下战乱还没有停止，皇帝忙于平定全国，无暇顾及兴办学校的事情。孝惠帝、吕后执政时期，公卿大臣都是因战功卓著而得封的。孝文帝时，才稍稍起用儒生为官，但是孝文帝原本就偏爱刑名学说。等到孝景帝执政，不再任用儒生，而窦太后又喜好道家黄老思想，因此那些博士都是备员待诏，空有官职，没有受到重用的。
直到当今皇上即位，赵绾、王臧等人精通儒学，而皇上也非常向往儒学，于是朝廷下令征召品德贤良方正而且通晓经学的士人。从此以后，讲《诗》的在鲁地有申培公，在齐地有辕固生，在燕地有韩太傅。讲解《尚书》的有济南的伏生，讲解《礼》的有鲁地的高堂生。讲解《易》的有菑川的田生。讲解《春秋》的在齐、鲁两地有胡毋生，在赵地有董仲舒。等到窦太后去世，武安侯田鼢担任丞相，他废弃了黄、老、刑名等百家的学说，延请文学儒生数百人入朝为官，而公孙弘因为精通《春秋》从一介平民高升到皇帝身边的三公，还被封为平津侯。从此，天下的学子无不钻研儒学并成为一种新的风尚。
公孙弘曾拜为博士，他担忧儒学停滞不前而得不到传扬，在担任丞相之后就奏请皇上说：“丞相和御史大夫说：陛下曾下令说：‘听说执政者应当用礼仪来教导百姓，用音乐来感化百姓。婚姻之事，是家庭之中最重要伦理关系。如今礼乐弛废，我很担忧。因此广泛延请天下品行端正、学识渊博的人入朝为官。应该下令礼官鼓励学习，讲解议论用以增广见闻，复兴礼乐，以此作为天下人的表率。又命令太常商议，给博士配备弟子，用以振兴民间的教育，开拓培养贤能之才的道路。’根据陛下的旨意，我与太常孔臧、博士平等商议：听说夏、商、周三代的教育制度是乡里之间都有教育场所，夏朝称为校，商朝称为序，周朝称为庠。为了表彰好的典型，就让他们在朝廷上显达扬名；为了惩戒作恶的人，就对他们施加刑罚。所以要推行教化，首先要从京城开始树立好的榜样，然后从京城推及到地方。如今陛下已经昭明了至圣的恩德，散发出日月般的光辉，符合天地大道，以整饬人伦关系为根本，劝勉学习，研习礼仪，崇尚教化，奖励贤良，用这些手段来教化四面八方的民众，这正是实现太平盛世的根本！古代的政治教化不够协和融洽，礼制不够完备，现在请求利用原有的学官来使它兴盛。请替博士官配置五十名弟子，免除他们的赋税徭役。这些博士的弟子让太常从百姓中选择十八岁以上仪表端正的人充当。各郡、各国、各县、各道、各邑中有爱好经学，尊敬长辈、上级，严格地遵守政教，对相邻友爱，出入言行都不违背所学的人，县令、侯国相、县长、县丞要向所隶属的上级郡守和诸侯王国相举荐，经其谨慎察看合格的人，应当和上计吏一同前往京师太常那里，接受与博士弟子同等的教育。学满一年之后都要参加考试，能精通一种经书以上的，可以补任文学掌故的缺官；其中学识好、名次位于前列的可以担任郎中，太常造册上奏。如果有特别优秀的贤能之才，可以直接把名字向上呈报。那些不努力学习、才能低下和连一种经书都不能的人，就必须予以开除，并且还要惩罚那些举荐他们的不称职的官吏。我认真地考察了陛下下达诏书和法令的目的，在于阐明天道与人事的界限与相互关系，贯通了从古至今的治国义理，文辞近于雅正，教诲的言辞意义丰富而深刻，恩德十分深厚。但是小官吏们见识浅薄，不能透彻地宣讲诏书、律令，因此无法明白地将陛下的旨意传播天下。而治礼、掌故的官职是由通晓经学、礼仪的人担任，但是他们升迁的缓慢导致了人才的积压。因此请求挑选那些官秩在二百石以上的人和百石以上但通晓一种经学的小吏，升补左右内史、大行卒史；挑选官秩在百石以下的人补郡太守卒史：各郡定员二人，边郡定员一人。优先选用熟悉经书且能大量讲诵的人，如果人数还是不足，就选用掌故补中二千石的属吏，选用文学掌故补郡国的属吏，使人员齐备。请把这几种情况也记入考选学官的法规中。其他仍然参照律令。”皇上批示说：“准奏。”从此以后，公卿大夫和一般士吏中就有很多文质兼备的经学儒生了。
申公，是鲁国人。高祖经过鲁国，申公以弟子身份跟随老师前往鲁地的南宫去拜见高祖。吕太后执政时期，申公到长安去游历求学，与刘郢一同拜在浮丘伯门下学习。学成以后，刘郢被封为楚王，于是任命申公担任他的太子刘戊的老师。刘戊不喜欢学习，非常怨恨申公。等到楚王刘郢去世之后，刘戊被立为楚王，于是囚禁了申公。申公深以为耻，于是返回鲁地，隐退在家中教书，终其一生没有再出家门，又谢绝与宾客交往，唯独鲁恭王刘余传令召见才去。从远方慕名来求学的人数百人。申公教授《诗经》，只讲解词义，而不阐发经义的著述，凡是有疑义的地方就留下来，不再教授。
兰陵人王臧在申公门下学习《诗经》之后，凭借《诗经》中的学识侍奉孝景帝，担任太子少傅，被免职后离开了朝廷。当今皇上刚刚即位不久，王臧就上书请求为皇上当宫禁中值宿警卫，他不断升迁，在一年的时间内就官至郎中令。而代国的赵绾也曾在申公门下学习《诗经》，他被任命为御史大夫。赵绾、王臧请示天子，想要修建明堂作为召集诸侯举行朝会的地方，他们没能完成这件事情，于是引荐了他们的老师申公。于是皇上派使臣带着束帛和玉璧等贵重的礼物，驾着用四匹马拉的安车，去迎接申公，作为学生的赵绾、王臧二人乘着供使臣使用的驿车跟随申公。申公到了京师，拜见天子。天子向他询问关于治乱安邦的事情，申公当时已经八十多岁，年事已高，他回答说：“执政的人不需要多说话，只需要努力实干罢了。”这时天子正好十分喜欢文词，听到申公如此回答，便沉默不语。但是既然已经把他召来了，就让他担任了太中大夫，并把鲁王在京城的公馆赐给他居住，商讨关于修建明堂的事宜。窦太后偏好老子的学说，不喜欢儒学，于是找出赵绾、王臧的一处过失，用来责备皇上，皇上因此停止商议修建明堂的事，把赵绾、王臧都交给司法官论罪，后来赵绾、王臧都自杀了。申公也以生病为由被罢免了官职，返回了鲁国，几年以后就去世了。
申公的弟子中成为博士的有十几人：孔安国担任临淮太守，周霸担任胶西内史，夏宽担任城阳内史，砀县的鲁赐担任东海太守，兰陵人缪生担任长沙内史，徐偃担任胶西中尉，邹人阙门庆忌担任胶东内史。他们管理官吏治理百姓都十分廉洁，操行高洁，人们都称赞他们好学。其余的学官弟子们，尽管品行不是十分完美，但是官至大夫、郎中和掌故的也有数百人之多。他们讲解《诗经》虽然有不同之处，但其根本大多依循的是申公的见解。
蒲轮征贤，选自《帝鉴图说》
清河王刘承的太傅名叫辕固生，是齐国人。辕固生凭借对《诗经》的研究，在孝景帝时期拜为博士。有一次，他与黄生当着景帝的面进行辩论。黄生说：“商汤、周武并不是秉承天命而继位成天子的，而是弑君篡位。”辕固生说：“不对。夏桀、商纣暴虐淫乱，所有老百姓的心意都归向商汤、周武，商汤、周武顺应老百姓的心意而诛杀夏桀、商纣，夏桀、商纣的百姓不肯替他们效力而心向商汤、周武，商汤、周武被迫无奈才立为天子，这不是秉承天命又是什么呢？”黄生说：“帽子虽然破旧，但是一定是戴在头上的；鞋子虽然新，但是一定是穿在脚上的。这是为什么呢？这是上下有别的道理。虽然夏桀、商纣无道，但是他们身为君主，应该处于上位；虽然商汤、周武圣明，但是身为臣下，应该居于下位。君主犯了错误，臣下没有直言劝谏来匡正过失、保持天子的尊严，反倒凭借君主的过失来诛杀君主，取代君主，南面称王，这不是弑君又是什么呢？”辕固生回答说：“如果一定要按你的说法来判断是非，那么高祖代替秦朝登上天子之位，也是不对的吗？”于是景帝说：“吃肉不吃马肝，不能算是不知道肉的味道；谈论学问的人不谈论商汤、周武是否是承受天命继位，不能算是愚蠢。”于是，辕固生和黄生停止了辩论。此后学者没有人敢争辩商汤、周武是承受天命还是弑君这个问题。
窦太后喜欢《老子》这本书，于是召来辕固生询问他读《老子》的体会。辕固生说：“这不过是平民百姓的言论而已。”太后愤怒地说：“哪里能够得到这些违禁的儒家诗书呢？”因此命辕固生到猪圈中刺杀野猪。景帝知道太后非常愤怒，但是辕固生的直言也没有过错，于是就借给辕固生锋利的兵器，到猪圈中刺杀野猪，恰好刺中了野猪的心脏，所以只刺了一下，野猪就倒在了地上。太后也就不再说什么了，也没有理由再加罪于他，只好作罢了。过了不久，景帝发现辕固生十分廉洁正直，于是让他做了清河王的太傅。很长时间以后，辕固生由于生病而被免去了官职。
当今皇上刚刚继位，又因为辕固生的品德贤良而征召他入朝为官。那些阿谀逢迎的儒生们大多嫉妒诋毁辕固生，说“辕固生老了”。辕固生于是被罢官回家。这时辕固生已经九十多岁了。辕固生被征召的同时，薛邑人公孙弘也在征召之列，他斜着眼睛不敢正视辕固生。辕固生对他说：“公孙先生，一定要以正直的学问来论事，不要用歪曲的学问来迎合世俗！”从此以后，齐地人谈论《诗经》都依循辕固生的见解。那些由于研究《诗经》做出了成绩而显贵的齐人，都是辕固生的弟子。
韩生，是燕国人。韩生在孝文帝时期担任博士，在景帝时期担任常山王刘舜的太傅。韩生推究《诗经》的意旨并且撰写了内外传几万字，书中采用的说法与齐、鲁地区解释《诗经》的说法虽然颇有不同，但是其基本意思却是一致的，淮南贲生拜在他的门下学习。从此以后，燕、赵一带讲解《诗经》的人都因循韩生的见解。韩生的孙子韩商是由当今皇上委任的博士。
伏生，是济南郡人。伏生早年担任过秦朝的博士。孝文帝时期，朝廷寻找能够研究《尚书》的人，遍寻天下而不得，后来听说伏生能够讲授，于是打算征召他。这时伏生已经九十多岁了，年事已高，无法行走，于是孝文帝就下诏命太常派掌故晁错去向伏生学习。秦朝焚烧儒书时，伏生把《尚书》藏在墙壁之中。后来发生战乱，伏生四处逃亡，汉朝平定天下之后，伏生返回寻找他所藏的《尚书》，发现已经丢失了几十篇，只找到了二十九篇，于是他就拿这些残存不全的《尚书》在齐、鲁一带进行讲解。自此以后，学者们大多能讲解《尚书》，那些山东的经学大师无不涉猎《尚书》用来教授学生。
伏生教导济南人张生和欧阳生，欧阳生教导千乘人儿宽。儿宽精通《尚书》之后，凭借经学方面的成绩受到郡里的推荐，前往博士官门下学习，跟随孔安国学习。儿宽家中贫穷，没有多少资财，时常充当学生们的厨工为他们做饭，还经常偷偷外出给人做工，来供给自己的衣食之需。他外出时也常常带着经书，在休息的时候还朗读、体会它。依照考试成绩的排名，他补任了廷尉史一职。这时恰逢张汤十分爱好儒学，于是让儿宽担任负责呈报案情的属官。儿宽根据经义古法论事判断疑难大案，因此张汤十分宠信儿宽。儿宽为人温和善良，有着廉洁的操守和聪敏的智慧，能坚持自己的言行，而且擅长著书、起草奏章，文思敏捷，但是在阐述的时候十分口拙。张汤认为他为人忠厚，多次称赞他。等到张汤做了御史大夫，就让儿宽当属官，向天子推举他。天子召见儿宽并问了他一些情况，十分喜爱他。张汤死后六年，儿宽的官职升至御史大夫。任职九年后去世。儿宽位列三公之位，因为他的性格和顺温良，能顺从皇上的心意，善于调节纠纷，所以得以长时间任职，但是他从来没有匡正劝谏过皇上的过失。任职期间，属下的官员十分轻视他，替他办事的时候也不尽心尽力。张生也出任博士官。而伏生的孙子也因为研究《尚书》的缘故而被征召，但他并不能阐明《尚书》的真义。
从此以后，鲁地的周霸、孔安国，洛阳的贾嘉，都能熟练地讲解《尚书》的内容。孔家有用先秦古文撰写的《尚书》，而孔安国用当时流行的隶书字体把它们重新摹写、讲读，因此兴起了自己的学术流派。孔安国得到了十多篇散佚的《尚书》，《尚书》的篇目大概是从这时起逐渐开始增多的。
很多学者都讲解《礼经》，而鲁地人高堂生的见解最接近原本。《礼经》的经书原本自孔子时起就不完整，到了秦始皇焚书后，这本经书散佚的篇目就更多了，如今只有《士礼》保存了下来，而高堂生能够讲解它。
鲁地人徐生擅长礼仪的演习。孝文帝时期，徐生凭借懂得礼仪而出任礼官大夫。他传习礼仪给儿子，儿子又传给孙子徐延、徐襄。徐襄，他天生就擅长演习礼仪，只是不通晓《礼经》；徐延十分精通《礼经》，但是不擅长演习礼节仪式。徐襄凭借擅长演习礼节仪式出任汉朝的礼官大夫，官至广陵内史。徐延和徐家弟子公户满意、桓生、单次，都曾经担任过汉朝的礼官大夫。而瑕丘人萧奋凭借精通《礼经》而出任淮阳太守。从此以后，能够讲解《礼经》并演习礼节仪式的人，都出自徐氏一家。
自从鲁国商瞿师从孔子学习《易经》，孔子去世后，商瞿就开始教授《易经》，传承六代之后到了齐地人田何手中，田何字子庄，而这以后汉朝创建。田何传授给东武人王同，王同字子仲，王子仲又传授给菑川人杨何。杨何由于通晓《易经》，所以在元光元年被征召入朝为官，官至中大夫。齐地人即墨成由于通晓《易经》而官至城阳国相。广川人孟但由于通晓《易经》而出任太子门大夫。鲁地人周霸、莒地人衡阳、临菑人主父偃，这三人都是由于通晓《易经》而出任二千石的官职。但是能够准确讲解《易经》的学者都源于杨何这一家。
董仲舒，是广川人。他凭借研究《春秋》，在孝景帝时期被拜为博士。他在家中讲授《春秋》，上门求学的人很多，无法一一亲授，于是弟子之间便由早入门的学生教导新入门的学生，有的学生甚至没有见到过董仲舒。董仲舒足不出户，三年不曾到自家后园游玩，他治学专心一志到了这种程度。他出入时的仪容举止，没有不符合礼仪的规矩，学生们都师法、敬重他。当今皇上即位后，董仲舒担任江都国相。他依据《春秋》中记载的自然灾害和特异现象的变化来推究阴阳交替运行的原因，因而求雨的时候就关闭各种阳气，放出各种阴气，止雨的方法则与之相反。这样的做法在全国推行，都达到了预期的效果。后来他在任职期间被贬为中大夫，在家中闲居，撰写了《灾异之记》。这时辽东高帝庙发生火灾，主父偃由于嫉妒他，因此盗走了他的书上奏天子。天子召集众儒生，并拿出书给他们看，儒生们认为书中有指责讥讽朝政的内容。董仲舒的学生吕步舒不知道这本书是自己老师的著作，认为这本书的观点十分愚蠢。于是把董仲舒交给司法官论罪，判处死刑，但是皇上下诏赦免了他。于是董仲舒终于不敢再谈论灾异之说。
董仲舒为人非常廉洁正直。当时朝廷正向外用兵，讨伐四方边境外族的入侵，公孙弘研究《春秋》取得的成绩不如董仲舒，但是公孙弘处理事情善于迎合世俗，因此能够身居高位，成为公卿大臣。董仲舒认为公孙弘为人处世过于阿谀逢迎。公孙弘十分憎恨他，于是就对皇上说：“只有董仲舒可以派去担任胶西王的国相。”胶西王平时就听说董仲舒有德行，因此对他十分礼遇。董仲舒担心任职时间长了会惹祸上身，于是很快就称病辞官回家了。直到去世为止，他始终不曾经营家产，只是一门心思地从事学问研究、著书立说。所以自汉朝创建以来历经五朝，只有董仲舒因为精通《春秋》而闻名，他传授的是公羊学说。
胡毋生，是齐郡人。胡毋生在孝景帝时期拜为博士，在年老后返回故乡教授《春秋》。齐郡讲解《春秋》的人大多受教于胡毋生，公孙弘也受了他的很大影响。
瑕丘人江生研究谷梁派《春秋》。公孙弘自从受到了重用，便收集比较谷梁学和公羊学的经义，最后采用了董仲舒所传授的公羊氏学说。
董仲舒的弟子中成就比较大的人有：兰陵人褚大、广川人殷忠、温人吕步舒。褚大官至梁王国相。吕步舒官至长史，手持符节奉命出使决断淮南王谋反的罪案，敢于自行对诸侯王进行裁决，而不加请示。他依据《春秋》的义理来纠正错误、公正决断，天子都认为是正确的。董仲舒的弟子中仕途通达的，做到了大夫之职；担任郎官、谒者、掌故的有数百人之多。而董仲舒的儿子和孙子都因精通儒学而做了高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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